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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泽以远见卓识铸大学精神


董泽以远见卓识铸大学精神

刘兴育

董泽(1888-1972年),字雨苍,云南省云龙县人,他曾攻读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2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起义,担任护国军司令部秘书及驻港联络总办,1917年初重赴美国完成学业。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云南省教育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私立东大校长等职。董泽深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创办私立东大时,仿效欧美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据云南地方建设发展需要,提出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建设具有一定影响。

董泽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要办好大学,物色师资,最是第一要务"。《东陆大学组织大纲》明文规定教师资格为:一、曾在外国大学毕业者;二、曾在本国大学本科毕业者;三、有精深著述,经本大学教授会评定认可者;四、外国著名学者。他始终把聘任优秀的师资作为办学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从欧、美、日归国的云南籍留学生中选拔"学力优良,经验宏富"学者到校执教。在他努力下,先后有20余位归国学人到校任教。如留美的杨克嵘、陶鸿焘、华秀升、周恕、范思哲、卢锡荣、肖扬勋、何瑶,留西欧的杨维浚、张邦翰、黄晃,留日的肖寿民、华振、李耀商等。私立东大共有教员53人,其中留学归来的有27人,这还不包括香港学成归来的毕近斗、李国清。另外又引进四位外籍教师,讲授英文、法文,礼聘国学大师、清代云南唯一经济特元袁嘉谷担任国文教授。私立东大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

董泽在办学中,坚持从云南建设需要培养人才。创办东大之初,曾拟定学校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7科,科中分系,系有主任,藉收互助之实效,创办者可谓雄心壮志。但董泽强调:"本校之创办,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地方发展文化。"又讲:"云南特产丰富,将来交通发展,必然形成我国西南之工业中心,盖可断言。若然则需要各种人才,曷可限量。"并一再强调:"本校之教育中心,以实用为依归,故所授课程,务以实际,不尚玄谈。"他说:"大学内容,文实并重,然各国大学亦有先办文科后办实科者。但就滇之现实观察,觉工、机械各科,亦有可以同时筹办之机会。"办好一所大学,生源是关键。当时云南具备上大学的优秀生源少,为招收合格的学生入校,先办文理预科,预计招收200名。1923年3月22日,昆明举行大学预科生入学考试,全省推荐的300多人中,仅有30余人达标。面对生源不足,董泽没采取降分录取的办法,而是招收试读生、补习生来提高学生质量。1925年第一届预科生毕业,学校开始招收本科生。由于受地方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学生质量、教学设备等限制,学校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他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培养云南急需的政治经济、公路建设人才方面,开办工科的土木工程系和文科的政治经济系。土木工程系主要开设公路建设的课程,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投入到云南公路建设中。有的成为公路建设的专家,如东大首届毕业生浦光宗解放前曾任省公路局局长,解放后任过省交通厅副厅长,亲自主持过我省重要公路桥梁的建设。

董泽在办学中,正确处理计划与现实的矛盾,既培养本省急需人才,又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这是学校在各方面处于艰难困境中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

董泽对校园环境建设有其独到见解,这体现在学校的选址和建教学大楼。他认为学校是教育场所,其地域必须宽敞,位置必须适中,建设必须独特,才能体现大学之精神。1920年11月22日,他与王九龄就大学校址向唐继尧陈述:"学校地址,自以规模宏敝,空气清洁之区为适用",还和王九龄等曾亲临考察省垣内外,先后考虑过将大观楼、旧贡院定为校址。开始他们认为"只距城西3里许之大观楼一所,尚觉相宜。该处向称名胜,虽房屋结构与学堂性质不同,但略加改造已可适用,较它处拓地建筑,事半功倍。"因距城略远,交通不便,加之房屋不济,文化渊源逊于贡院,故虽议终弃,最后选定明清贡院为校址。明清贡院原为科举时代,云南举行乡试之所,座落于昆明城北,筑于东西走向的商山山脊之上,南临翠湖,而近省垣中心,北靠城墙而望蛇山,东接北门城楼而迎金马山,西向碧鸡关,所谓"左金马,右碧鸡,枕蛇山,面翠湖,所诣他省所无"。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堪称风水宝地。云南首所大学选建贡院,既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还能重振昔日文化雄风,这是董泽等为云南大学选择的一个最佳教学环境。

1920年筹办大学之初,董泽等认为学校基金至少300万元。然而私立东大从筹办到1927年,动产和不动产合计180多万元,可见办学经费相当紧张。然而董泽认为:创办云南最高学府,校舍形式必须崇闳雄伟而艺术化,宁肯自己不领薪金,也要把钱省下来建盖一流的教学大楼。他建议参照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风格建教学大楼(即今日的会泽院),并由学建筑的归国学者张邦翰主持设计。新建的会泽院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石料、河沙、石灰、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据当时计算,其中需要太平石2000余车,条石470余丈,墙头石437块,整脚石230余丈,大方石83丈,窗石2900余个,转角石460余个,红青砖100万余块。这些材料除在本地生产外,有的还通过外商从国外购进,如曾"向若利玛洋行定购黑木(柚木)2兜(火车皮)",由滇越铁路从越南,经蒙自运抵昆明。虽未查找到建会泽院的完整开支记录,但购买红青石、河沙碎石等11项,就开支了262595.25元。可见,建会泽院占用了学校相当大的经费。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1925年竣工的会泽院气势磅礴,其独特建筑格调、严格的施工质量,经受近一个世纪风雨浸蚀,及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的轰炸等天灾人祸的严峻考验,至今仍为东陆精神的象征。踏入校门望见巍峨的会泽院,人们犹然崇敬董泽等创办人的远见卓识和艰苦创业精神。会泽院不仅是云大标志性的建筑,也成为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云南就有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殿堂。

董泽提倡"以自由研究为教旨",活跃学术研究。他主持制定的《东陆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私立东大聘请的教师大多来自欧美日,各人所受教育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体系和派别,同一学科亦有不同学术观点派别,相互间为同一问题都会争论。董泽主张学术上"以自由研究为教旨",认为各种学术观点应樊然并峙,这是思想自由即学术自由的通则,无论何种观点或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固,只要不到自然淘汰的地步,就应该让它们自由发展。他允许教师自带留学时用的教材教学,允许用中文或外文授课,国文、国史教师可自编教材;定期举办学术演讲会,教职员轮流选择有益于学术思想的问题演讲,还聘请周钟岳、黄延培、陈光甫等名流学者到校讲学;学生讨论时各抒已见、不囿于陈说,不迷信权威;学生中组织由教师负责指导的英文协进会、中文演说会、体育会、音乐会,及工科学生举行砥励会;出版《东陆校刊》、《改造》等刊物,并由国学教授袁嘉谷主持出版《经传释词》、《疑义举例》等。

董泽主校8年,禀校训、行校纪,承先古文明,借欧美科技进步、学术民主,对国民教育的发展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