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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精神与社会正义


教育的精神与社会正义

吴 松

教育的精神,应该是回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健全人的心智为目的,以促成人的灵魂转向为己任,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还有围绕这些理念和价值取向所展开的种种努力。只要具备并展示了这些精神,教育便自然而然地支持着和维护着社会正义。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教育精神的塑造、保持及其对社会正义的建构和支撑,既受着国家主义的制约,又与民间教育和公民社会密切关联。因此,研讨受制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国家化,以及民间教育与公民社会等问题,对于建构教育精神、维护社会正义、追求并确立社会良心都是非常有益的。

一、教育的国家化与国家主义

  国家常常以实现教育的国家化来保持国家的性质、独立和权力,因而教育国家化的观念乃萌芽于国家意识。在中国,教育国家化的观念起源于古代早期的"学在官府",成熟于封建国家并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得以最大限度地实施。这种观念,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了人敢于利用知识来驱使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控制他人思想的高度。在文明孕育的早期,这显然是人类的一种进步。相信知识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以知识的建构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及其诸多观念,使教育方式从感性和经验上升到理性;从实用的"盲目",上升到有序的"运作"。国家的出现和国家观念的建立,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和意识形态已经在人类的心智中开出了自己的花朵,在人类的行为中获得了支配地位。

  知识和意识形态是把双刃剑,它们创造了人类的精神史,赋予人类文明以特定的形式,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同时,这把双刃剑又常常刺伤打造它的人,甚至对文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此,以知识和意识形态的传输和接受为出发点的教育,也往往受到知识和意识形态的驱使,给人造成播扬文明、传授真理的假象。毫无疑问,教育者或受教育者的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一般都是在真理的假象和使命感的光环照耀下养成的。这种在教育过程中反而使人类美好心智蒙受遮蔽的事实,通常发生在并普遍存在于国家化的教育理念、理想及其指导下的教育状况之中。而这一切,受制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及其以群体的利益为旗号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集体主义的高级形式(在某些时代还是最高级的形式)。除了国家体制以外,国家主义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国家主义支配下的国家是高度程式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必然对意识形态作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成为某个意识形态观念的奴隶。以此为理论构架,国家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活动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整个知识论历史的清洗,对整个人类文明进行重新的、程式化的解读。同时,教育也不可避免地离开本真的教育理念,离开教育自身的出发点,去适应国家主义的教育方针。汉代的太学搞的就是这一套,前苏联搞的也是这一套。在中国,国家主义教育的鼻祖和第一个大师是董仲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今文经学的知识论建构,以使教育、学术和思想国家化,从此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传统。

  教育国家化的出发点是国家,但如果没有具体的、相应的国家内涵,国家本身的外延是不着边际的。在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被最大限度的集权所操纵,因此,教育国家化本质上是集权政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变成了工具,教育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

  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思想和学术多元化的程度,也取决于其国家化程度的大小。人存在的价值和人心智的健康也与此密切相关。

二、民间教育与公民社会

  民间教育自古就存在。不管是私塾式、作坊式还是学校式的民间教育,在整个人类的教育史或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巫师或毕摩,是个人教育和人类公共教育活动中最早的老师。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时期,巫师或毕摩不仅是部落或酋长国氏族居民的教师,甚至也是部落头人或酋长国首领的导师。在个人专制的封建时代,即使教育的国家化有了很高的程度,比如今文经学控制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汉代,民间教育的活动和影响力也从来没有销声匿迹。因为封建专制说到底还算一种有些开明的专制,其专制的程度因人而异,更多的时候,也因地方官吏的个人品性而异。就是说,封建专制时代的国家体制是一种相对弱化的、多层次的国家体制,民间社会尚有比较宽松的文化空间。民间社会是人才的生成基地,它源源不断地为封建体制输送可造之才,经世之才,在科举制时代尤其如此。尽管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任何时代都会有大批人才负志沉沦,老死山中。这是不足为奇的。我等亦不必长吁短叹,噫嘻不已,因为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解决它想解决的所有问题。

  一般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封建专制时代,人才只要遇到开明的官吏或能够影响社会的有识之士,就能够脱颖而出。正是这种相对还有一点宽松的、崇尚文化的环境,创造了一个个民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但现代极权主义如法西斯主义时代就不同,它是一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灵魂到肉体的武装。法西斯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在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专制主义制度下,民间教育活动几近灭绝,民间教育全部被国家化教育所取代。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代,家庭教育也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动物也有自己的"家庭","家庭教育"在动物中也广泛地存在着。因此,人类最大的悲哀是人类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制造的各种"自毁家园"。

  民间教育渠道的关闭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消亡,因为真正的文化传承是在民间社会中进行的。庙堂文化如果没有民间文化的支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影响人们的心智,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死亡的文化。民间教育植根于民间社会、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甚至可以说,民间教育就是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反映和传承要求。当然,这里说的传统和民间是广义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有与学院相对而言的民间,也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而言的民间,还有具地方性文化特征的民间等。更多的时候,民间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生活信仰和劳动价值。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必须认识到,所谓创造,即是信仰和价值的综合,因此,民间教育对于培育公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乃是不无裨益的。

  民间教育对民族意识、集体意识、地方意识、个人意识等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集体意识的形成,就与民间教育和日常生活状况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常常忽略了民间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无意识中总以为学校教育或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就是教育本身。这种观念对受教育者来说是生硬的和独断的,对社会和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教育说到底是把人当作机器的教育(我们常常把工具当人,把电脑当人脑,电脑是二进制,非此即彼,而人是精神性的主体,是复杂的、丰富的和具有个体多样的)。再加上学校教育常常受国家化的教育的意识、方式和体制所控制,而国家化的教育意识形态又总是单一化、教条化,因此,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教育造成个人人格不能完满的实现,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民间社会的当代语汇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是现当代支撑文明社会稳定的基石。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巩固的、深入人心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公民意识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没有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社会转型就要迁延时日,就要流血牺牲。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很多,足以说明社会转型之困难。然而,如果公民意识已然觉醒,社会转型仍然迁延时日,那末,留下的历史遗憾将会更让人痛心疾首。

  一个健康的、富有理性的公民社会,必然允许诸多形式的民间教育存在。反过来说,教育活动空间的大小,是评价公民社会结构的重要指标。只有扩大教育活动的空间,才能让公民享受文化或文明遗产,从而创造新的文化机缘、新的文化风尚,以使文明或文化深入人心。以文明或文化为核心建设的公民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最人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此在"充分彰显,"人"成为人的目的。

三、教育就是追求并确立社会良心

  一个社会应该有它的良心,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无疑是一个有良心的社会。

  从西方社会把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社会把"士"视为社会良心的主要载体就可以看出,教育对社会良心的培育和诉求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然而,无论是时过境迁还是事随物移,评判社会良心的尺度始终是社会的价值准则或价值取向。健康的社会价值准则,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社会理性。这个社会理性之所以要以人文精神为核心,是因为理性必须在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控制范围之内,才能把"人"当成人的目的。而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在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良心。评判社会良心的尺度是社会的价值准则或价值取向。健康社会的价值准则,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社会理性。这个社会理性之所以要以人文精神为核心,是因为理性必须在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控制范围之内,才可能把"人"当成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而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在社会中的建基性作用,就是社会良心。

  社会良心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而是社会正义之内涵的具体体现。在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社会中,公民首先必须感到自己是有安全感的,自己就是社会的一员,自己在社会中所付出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受到他人的尊敬并得到社会的善意回报。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灵魂和心智有了心安理得的自由。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社会的人,而不是被强迫、无可奈何地成为社会的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才有了社会的荣誉感,才有了作为社会的行动者和参与者的"意义世界"。当然,在一个扭曲的、残酷的、冷漠的社会中,人也会有自己的"荣誉感",但这种"荣誉感"来自扭曲的、异化的人性。可见,荣誉感也可能成为健全的人性的敌人。

  当人感觉到自己天赋的、人性的存在是可靠的、安全的时候,本真的教育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每一个人的创造力也就可能在这种环境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人人凭自己的才能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得其所。但是,对于教育来说,一个社会无论有无以社会正义为终极关怀的社会良心,追求社会良心并以确立社会良心为己任,都是教育永恒的主题和使命。否则,教育对于人来说,就毫无意义。

  这就是说,社会良心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不可能像一眼永不枯竭的井水那样等待人去汲取。社会良心是文明的一个本质,但不是社会永远恒定不变的人文价值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为教育事业提供养料。事实上,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良心的失却往往只在瞬息之间;对于社会来说,社会良心的崩溃往往也是吹灰掸尘之事。人时时都有可能去承受社会良心的崩溃。从表面上看,社会的崩溃表面是社会良心丧失的原因,但在深层次上,社会崩溃的根源却是人的安全感的丧失和对社会信心的泯灭。社会崩溃造成社会混乱,社会良心的失而复得又要经历漫长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斯文扫地,道德下滑现象的滋生甚至蔓延乃是不足为奇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污泥浊水常有,而澄澈见底之时则不常见,为此,人们往往不免悲中从来。

  近一步说,社会良心首先必须表现为个人的良心。只有这种具体的、以单个人的道德法则为出发点的良心,才是可靠的。如果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是没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的社会良心,那不仅对社会没有建设性,对人没有教育意义,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灾难。因为空洞的、不能在个人心智中绽放花朵的社会良心极可能是一种社会乌托邦。虽然乌托邦的花朵常常是最美丽的,但这种花朵只能开在乌有之乡,开在梦境之中。从哲学上讲,社会良心的"共相",只有落实到、体现在个体的"殊相"当中,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

  因此,教育本质上是公民的教育,而不是超人的教育(西方文化所渲染的"超人"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鄙视的"小人")。我们的教育理念如果是为培养"超人"服务的,那么,社会良心和千古承传的社会道德之被埋葬,就不难想象了。

四、教育的精神与社会正义

  从本真的意义上讲,教育在其本质上就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教育的本质是人本教育,这本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育常常背离人本教育的出发点,于是,教育才有了自己的精神,这一精神就是使教育回到人本教育这个理念上来的种种努力。然而,"回到人本教育"仍然是一个看似具体、实则空泛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不能被一些具体的教育准则所分解和贯彻,那它同样可能变成口号或教条。制造口号和教条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在教育活动中贯彻人本教育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目标的语义上看,"回到人本教育"与实现人的解放,争取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回事。虽然人的全面发展是有限的,但人也必须预设一个全面发展的目标。当然,这不能是一个乌托邦的目标。然而,任何目标的预设都不能离开教育活动以及教育活动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只有在实践中获得并引导实践的教育精神才是有意义的。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社会生活背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背景,因此,教育活动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内涵,至少在教育方式的选择和知识的选择上是不同的。

  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作为人本教育的教育活动都必须支持社会正义。只有支持社会正义的教育才可能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否则,教育就只能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专事传授知识的教育对知识是缺乏判断力的,知识有可能在这种教育活动中变得呆滞、僵化和死板。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社会正义,乃是建立在可靠的社会良心、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基本价值取向上的社会正义。这样的社会正义不以任何名义剥夺人的自由,以任何旗号扭曲人的心智;这样的社会正义帮助人实现他们的价值,通过价值关怀表达人文关怀。只有当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和教育的价值目标协调一致的时候,教育活动才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自己的意义。这是一种教育的理想,是一种可靠的、人性的教育理想,而不是为"超人"鼓与呼的、泛滥的理想主义。

  泛滥的理想主义就是非理性主义,这是教育必须时常警惕并加以修正的。非理性主义不一定以疯狂的、极端的方式破坏社会正义。相反,在和平年代,非理性主义常常以空泛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甚至以正义的名义来影响本真的教育活动,在大众心理最薄弱的地方破门而入,征服世道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理性主义就是极端化的、粗暴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

  当然,事情往往是复杂的。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没有比实现社会正义更复杂的事情了。实现社会正义既是过程,也是目的,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都无法完成。健康的、生动的和温和的非理性也可能成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力量,因为它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理性的坐标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矫正。对此,德国当代思想家卡尔·曼海姆曾经这样分析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理性并非总是有害的。相反,当它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当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实际上,甚至一个被正确组织起来的大众社会,也考虑这些所有铸造冲动的可能性。当然,该社会必须创造宣泄冲动的机会,因为由于普遍的理性化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意味着不断地压抑冲动。正是借助这些冲动,大众社会中的‘运动会'和‘庆祝会'的功能与社会的更为一般的文化目的的功能,才得以被发现。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的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德】卡尔·曼海姆著《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

  说到底,理性和非理性这两极影响社会正义的力量,也是相对而言的。它们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它们都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作用,维持着社会的平衡。这里的关键在于,它们是不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是不是能在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得到控制---这种控制首先来自社会自身的调节力量。越是成熟的、民主的、文明程度高的社会,越能够调节和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伟大的教育活动是这种调节力量的源泉。对于社会安全和社会和谐来说,教育的精神正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