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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范 性情中人———忆李广田校长


学者风范 性情中人

---忆李广田校长

张文勋

我青年时代喜爱文学,早已听过李广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作家, 但对他了解不多。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广田教授来云南大学任校长,我才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多有接触。我大学毕业后留中文系工作,和广田校长过从尤密,在长期接触中他的学者风度,他的诗人气质,他的和蔼可亲的性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诚恳、感情真挚,和他相处,觉得面对的是一位亲切的长者,没有因为他是校长而感到拘束。如今,广田校长离开我们已近4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值此广田校长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把昔日和他相处的一些零星记忆写下来,聊表我对他的怀念之情,也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作为学生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大约1952年,高教部派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李广田教授来云大任副校长,当时校长还是由周保中将军兼任,实际的校长工作由广田副校长主持。那是1952年底,我们第一次见到广田校长是在大礼堂举行的迎新年晚会上;当新年钟声敲响后,广田校长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大家发表新年祝辞。讲话不长,但句句扣人心弦,话音刚落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同学们簇拥上去,把广田校长高高抬起来,绕场和同学们见面。作为学生,这位新来的校长给我的印象好极了,对他的敬仰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后不久,广田校长给我们上"文学理论"课,他曾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老师,和我们中文系有进一层的感情。他给我们上课着重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也是大家所遵循的文学理论。当然,广田校长还讲了许多文学知识,可惜因他工作忙未能坚持给我们上课。尽管这使学生感到遗憾,但我却有幸和他多有接近的机会,因其夫人王兰馨先生给我们上"语文教学法"的课,我又是系学生会的主席,所以常到他家汇报有关教学的情况,能常见到广田校长,有更多聆听他教诲的机会。我毕业后留在中文系工作,不久又被学校送到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我知道这是学校和系里对我的培养,当然我也很感激广田校长和王兰馨老师对我的厚爱。在北大进修期间,广田校长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特意在中山公园邀请云大在京学习的老师和一些同志聚会,他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为办好云南大学贡献力量,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作为青年教师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我从北大回校后,先后任系教学秘书、系秘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开出"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又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因而和广田校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他主管教学,也重视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在1956-1965年的9年时间里,经历了几次重大政治运动:反右、反右倾、大跃进,那是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后又经短时期的调整、落实政策。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教育事业受到挫折,知识分子屡遭劫难,广田校长在反右倾斗争中,也受到严重的打击,由校长降职为副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难以按自己的认识和经验去办学,才发出"云南大学变成云南小学"的感叹,而这又成了受迫害的罪名之一。即便如此,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还是努力按办大学的规律去做他所能做到的事。我当时作为青年教师,结合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觉得广田校长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内行的学者,是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有许多事,至今难以忘怀。

以教学为主,深入教学第一线,这是广田校长的工作重心。我参加过多次他主持的制订教学工作计划会,他特别强调要保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上课要写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研室要检查,还要检查听课、课后讨论。广田校长和一些教学管理人员,经常深入教室突击听课,了解第一线情况。我从北大回来不久,给4年级讲授"文学理论"课。一次,我进教室就见广田校长坐在第一排听课,我很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按备课内容讲课,并进行课堂提问,课堂秩序很好很活跃。下课后,广田校长微笑着说:"很好,很好!"我明白这是对我的鼓励,加强了我的信心。

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这是广田校长又一重要办学思想,他这一思路在高治国到云大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时期,得到充分实施,有很多行之有效的举措。这和高治国书记的思路完全一致,故才能得到实践,结果是云大的师资培养取得显著成绩。我当时被校系选定为校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之一,系一级又选定一批青年老师,分别提出要求,定专业方向、定任务、定指标、定指导教师,定期考试(被称为殿试)作出鉴定。那几年我自学古籍知识,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在刘尧民先生指导下读《庄子》、《楚辞》;在刘文典先生指导下读杜甫诗、温李诗,受益匪浅。

广田校长对我搞科研的鼓励也很大。我在北大学习时,受北大传统学风影响有志学术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学习》等刊物发表过论文,回云大后在学报发表过几篇论文,作过学术报告,后被批判为走"业务至上"的"白专"道路。直到60年代初调整时期,我受到鼓励从事古代文论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但只敢用笔名炳章发表,在和广田校长闲谈中才敢说出此事,他感慨不已。有一次,高治国书记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广田校长(他当时仍是主持教务的副校长)也在场。那次谈话主要是鼓励我消除顾虑,大胆搞科研,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记得广田校长对高书记说:"你看看,我们云大的教师并不比北京差,张文勋就能在北京的刊物发表文章,可是不敢用真名发表,你想想这是什么问题?"我向校领导表明我的观点:"我认为大学老师不搞科研是不行的,不搞科研教学水平也不会高,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我的话得到他们的首肯。

广田校长还十分重视、发挥学有专长的老教授、老学者的积极作用。他来云大不久,就主动支持著名学者刘文典教授的研究工作,为他成立了杜甫研究室,配备助手(中文系资料室庄永华先生),从校图书馆提出一大批有关图书。刘先生除作《杜甫年谱》研究外,每周还为中文系青年教师讲一次课,当时叫做"开小灶"。这一切,对培养青年教师、倡导学术,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为共产党员的我心目中的广田校长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共产党员,广田校长在云大16年的经历和遭遇是有代表性的。而他在云大所经历的政治风浪,我都经历过。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党委常委,也去"批斗"过一些错划过的"右派",但到后来他又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无情打击。之所以给他戴上"右倾"的帽子,无非是因他和校内部分著名教授相处融洽,尊重他们。同时,也因对以某书记为代表的"极"左的种种做法,表示过不满情绪,私下发过几句牢骚。在党内反右倾斗争时被人揭发,成了罪证。譬如,他对在大跃进中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劳动时间太

多等等现象不满,说过云南大学要变成云南小学一类的话。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提出来,不但没有错且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但却成了他的最大罪名而受到批判。

他对当时的某书记的作风有看法,此人惯于搞一言堂、骂人,开党委会时,脚居然跷到茶几上。广田校长在私下议论了几句,说是太不雅观,后来被扣上缺乏工农热情的帽子予以批判。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对"驯服工具"论提了不同看法,他说:"什么工具,人又不是桌椅板凳。"这可惹了大祸,对他进行反复批判,说他反党。其实,作为知识分子党员,他对党是一片忠诚,只不过是想说:党员对党的事业要积极主动,要创造性的主动工作,而不是像桌椅一样搬一下动一下,这有什么错?"反右倾"后他被降为副校长,他不敢再大胆工作了。与其说是消沉,不如说他是害怕,只敢叫做什么就干什么,其处境是可以理解的。1960年,我们一同赴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一向热情奔放的他也变得小心谨慎,不轻易言谈。他在文艺界的朋友很多,见面时只一般应酬一下,没有过去那种侃侃而谈的气度。但和我私下交谈时,他愤愤地说:"某某人不学无术,还来批判我的文章,笑话!"他说的是"反右倾"时的情况,我很理解就心照不宣了。

高治国同志来云大后兼任校长,他深深懂得办学一定要靠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依靠了两个51,即51位教授、副教授,51位老讲师。他说要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把李广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他是云大知识分子中的"一面旗帜"。他放手让广田校长工作,他对他说:"我虽名义上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是你,校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希望你大胆、主动地工作,出什么差错由我负责。"此后,广田校长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那时我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广田校长的直接指导下,在教学、科研、师资培养各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云南大学当时出现了振兴的气象。

但好景不长,"四清"运动开始后,学校又不能正常教学了。中文系师生组成工作队,到大理凤仪参加"四清"运动,广田校长是队长,下到农村,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倒还很好。1965年回校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云大最早大批判的是高治国、李广田"修正主义路线",我亦被划为"高李黑线"人物,和广田校长见面机会少了,偶尔在路上碰见仅是点点头,用眼神互相致意。1968年的某天,我到学校大门洗澡房(当时学校唯一的澡房)洗澡,要排队等候。正好碰见广田校长,看没什么人在旁边我们就小声交谈起来。我问他的健康情况,他说很好,天天有些劳动活,对身体有好处。他说:"我前两天还写了一份检查,复印了好些份,分送到有关同志家,都是往门逢里塞进去,你收到没有?"我说还未见到。他说:"那可能还没给你送去,等两天我送去。"当时,接受审查的人都要随时写检查材料,油印成小字报各处去送,以求得"群众"的"谅解",广田校长说的就是如此情况。那天,我看广田校长的气色不错,谈话还轻松,虽然讲话不多,但都还心领神会。做梦也没想到,大概过了几天,突然听到他在莲花池投水自杀的噩耗,我感到十分惊讶。几天前的最后一面,丝毫看不出他会有自杀的念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会走这条不归之路?笼统地说,这是"文革"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的恶果,但具体到广田校长身上,究竟什么直接原因促使他投水自杀,这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迷。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文革"期间被划为"高李修正主义黑线"的忠实执行者,今天回顾广田校长和我们在云大共事的往事,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在我心目中广田校长,是一个能独立思考、敢于说真话的共产党员,是一位至情至性、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我们在纪念他百岁诞辰之际,我感慨万千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最后,用我在1978年写的《悼李广田校长》一诗作结束:

风雨神州五十年,忧民爱国有遗篇。

献身黉宇育桃李,驰誉文坛被管弦。

山色"常辉滇海月,"花潮"永映翠堤烟。

刚强耿介音容在,池畔骄杨衬碧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