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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争 博及万卷——从《移山簃随笔》、《移山簃随笔序》看袁嘉谷、刘文典的治学品格


一字之争 博及万卷

--从《移山簃随笔》、《移山簃随笔序》看袁嘉谷、刘文典的治学品格

1948年袁嘉谷著的《移山簃随笔》刊印,这是袁先生1929年辞官回滇后随手写成的札记体著作,共五卷 380条。第一卷为经类,第二、三卷为史类,第四卷为诸子与文艺类,第五卷为杂类。因在袁先生的书斋中写成,书斋取名"移山簃",故札记的书名称《移山簃随笔》。这是袁先生数十年读书心得,旁收博览,考订得失,仿《日知录》编印成集,袁嘉谷治学仿顾炎武及王念孙父子及清末的俞樾凡,一个字、一句话、一件事、一桩典故必追根溯源,查明来踪去迹,随看随记,写成篇篇杂记。经学生陈少铭整理篇目订为五卷于1933年脱稿,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出版。他的弟子孙罗斋非常崇拜老师袁嘉谷,1948年准备与袁嘉谷之弟共同出资将手稿送去刊印。孙罗斋请住在他家的刘文典为该书作序,刘文典欣然接受。

刘文典接过手稿后连续几天通读,越看越觉得袁先生这本书"贯穿经史,融会群书,凡所考订,皆至精确,愈足见徵君(袁先生)所学,汪汪如万顷之陵,其博大精深,为不可及。"为了写好这篇序,他又阅读了袁先生的著作《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讲义管窥》等,使他总结出袁先生的治学思想是:"最服膺高邮王氏,而不为汉学家门户所囿,躬行实践,悃福无华,以闽洛为归,而不务道学名。盖兼汉、宋之长,而去其所短。 "他认为"近代学人能备考证、义理、辞章三长如徵君者,不多觏也。" 此时才恍然大悟,想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1917年到昆明见过袁先生后,对其弟子说"袁君研精史学,吾不如也。"并非虚意。他怀着对袁嘉谷的敬仰之情,在1948年1月10日写下《移山簃随笔序》。

刘文典对袁嘉谷这么高的评价是否言过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刘文典其人其事。

刘文典(1889 -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早年曾东渡日本求学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运动,20多岁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任教期间发奋从事古籍校勘,把重点全放在诸子著作,并集中精力,先从《淮南子》入手。他作学问非常勤奋,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把《淮南子》全文背诵得烂熟,广泛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时半夜躺在床上,只要想起一条材料或一个问题,就一个骨碌爬起来工作。校勘古书,首先就碰到音韵、文字、训诂以及版本、目录等等困难,刘文典都以惊人的毅力和才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掌握了各种知识和学问。校勘学是一门科学,每校一个字都要掌握充分而确凿的资料;有时,他为了查一条材料而通夜不眠。"一字之微,征及万卷" , 这是他常用以教育学生的话,也是他治学所恪守的格言。对于征引材料,他特别强调要"查证原文",他说:"引第二手材料,凭记忆引用材料,是校勘学之大忌,因为这难免有讹误。"经数年勤奋,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亲自为之作序。本来,胡适当时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但他特意用文言文写这篇序,以示他对这部著作的重视。序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作者治学态度,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取原书,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同异;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刘文典的学术声誉也随之而大振。

北大十年教授生活,对刘文典来说,也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又进行《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到30年代,出版了《三馀札记》,40 年代,出版了《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专著;全国解放后,这两部著作曾重印发行。这些著作,都是在北大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陈寅恪对《庄子补正》评价很高,"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由此可见刘文典在校勘学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作为校勘学的权威,评价一本校勘学的专著更进一步证实了《移山簃随笔》的价值。

袁嘉谷之子袁丕佑在该书的跋中写道:"是书家大人遗著之一也。昔日簃下执笔,示范丕佑曰:‘以杂记体裁出之,贵精不贵多。盖一字褒贬,古人所慎,昭事实于不朽也''"此言道出袁嘉谷的治学态度,能否做一个优秀的校勘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要有丰富阅历和坚持不懈、求真务实的精神。袁嘉谷正是有这样一种治学态度和精神才写出《移山簃随笔》,因而秦光玉在序中坦言称赞:"......衬盖此类著述,非博闻强识者不能为,抑非天资锐敏,学成邃密而又富於记忆力、理解力者,亦不能蔚为大观也。树五以高明之才,厉沈潜之学,历数十年垂老不懈,故能累忝积铢,成此钜著。观其引证该博,考订精审,贯穿群籍,发虑已见,是盖仿王氏《困学纪闻》、顾氏《日知录》之所为而为之者也,是与乐山《说纬》后先辉者也。......今阅是书,愈令人击赏不置已。"

袁嘉谷在校勘注书时象王念孙父子那样"一字之争博及万卷",为证明一件事一个字,翻阅很多资料、正本清源,不道听途说妄加评说。古代称黄河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也借指中国。为考据"中华"二字的由来,袁嘉谷首先对二字的渊源、变迁进行考查和论证,参考了《左襄十一年传》、《襄十四年传》、《襄二十六年传》《定十年传》、《石勒载记》、《南中志》、《江统传》、《答慧琳书》、《卫操传》、《魏陈建传》、《孔坦与石充书》、《魏出帝记》、《宋武帝记》、《鲁爽传》、《邓琬传》、《释藏僧 文》、《高帝纪》等书或碑记,从这些资料中找到我国使用"中"字、"华"字或二字并用的出处,然后论述了这些书中使用"中华"二字的意义,最后得出结论:"中华二字之名,联缀史册盖二千于此矣。" 可见当初袁嘉谷学问之深、校勘之精。袁嘉谷花如此多的精力,考证"中华"二字有其政治背景和现实意义。用"中华"封国号最早是出于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为定国号曾召集过名人学者商议国号。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提出用" 中华民国",其他人士也述说中华二字的来历,最后孙中山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将国号定为"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大陆存在38 年,解放后研究国号时依旧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二字仍被沿用下来。在当时讨论国号时,很多学者曾对"中华"二字的研究发表过文章,但均不及袁嘉谷在这篇文章中的详细论述,在文中用了一千多字考证" 中华"的由来!

《移山簃随笔》是将袁嘉谷几十年间听到、见到的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历史事件,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阐述。尽管本书所谈的每个问题并非长篇大论,但论据充分、可靠,事实清楚,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是一本有重要影响的札记体裁的史学著作,也是一本袁嘉谷在校勘学方面所取得辉煌成绩的代表之作。刘文典为《移山簃随笔》作序,更加深了读者对袁嘉谷及这本书的认识。